“以前我们都说培养创新型企业，但如果企业缺少这方面人才的时候，不妨改一个方式，将高校的成果拿来用。”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与中小企业代表交流时表示，科技合作不怕“拿来”。
“企业有没有绑架标准，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类国家标准，完全没有消费者的声音，我们只能百分百被动地接受。要得到别人的信任，必须让别人知道你在干什么，而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捣鼓。”
对于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乳品标准之争，任职公务员的老刘提出，现在连水费涨价、的士涨价都会召开听证会，邀请市民作为听证代表反映意见。为什么像牛奶这样关乎生命安全的食品的标准制定，反而不能让消费者参与？
“其实，如果能让政府把科普当成GDP一样去完成，把科普和领导的政绩考评挂钩，问题就解决了。之所以目前科普难以推动，是因为与官途上的乌纱帽无关，大部分领导就没兴趣做科普，认为是费力不讨好。”
武警总医院急救中心主任王立祥的看法也许有些极端，但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我国科普尴尬现状的原因。
“美国很多第一流的创新成果是别人没有做过的，他们从头开始做，如半导体和生物科技里面的很多科研成果。与之相比，中国要差得远。结晶牛胰岛素是一项很伟大的事业，但这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这几十年，中国还没有像结晶牛胰岛素这样的工程。”
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感叹：中国科技一流成果太少。
“科研经费的提供往往取决于‘关系’而不是课题的创新性；国内的科研评价体系苛求他们培养更多的博士，发表更多的论文，这可能导致研究质量下降等。”
《科学》杂志发表文章，直言中国年轻科学家面临的挑战。
“科研经费极度匮乏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历史证明许多人在当今这个阶段会跌入陷阱，这是科学界面临的新考验。”
地层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殷鸿福指出，科研人员应防止死于安乐。
“创新研究需要有一个过程，国家对创新方面的投入很多，在很多领域已取得成就。在已有的研究中，也可能蕴含了极其重要的创新成果，只是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200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闵乃本谈我国的科研创新能力。
“要做出有意义的工作和有价值的成果，必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挫折和障碍，否则，这样的工作早就有前人完成了。在科研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有毅力，重要的成果常常是坚持到最后才能获得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表示，做科研要有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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