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我为花城出版社翻译了两本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书《中国传奇：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和《初闯中国：美国人对华贸易、条约、鸦片和救赎的故事》，作者约翰·海达德（JohnHaddad）专攻“美国研究”。这个两部曲总体上研究中美关系史，涉及美国人的在华外交、商务、宗教活动，以及美国国内涉及中国的重要政治、商务、文化活动，侧重文化史；历史叙事以时间顺序展开，却以纪传体为核心，讲述若干重要人物的故事，借以反映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
两本书的时间跨度是美国建国后第一个一百年，主题相同，视角略异，是为双璧。
《初闯中国》（犃犿犲狉犻犮犪’狊犉犻狉狊狋犃犱狏犲狀狋狌狉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的“闯”字含两层意思，既保留adventure“冒险”的一面，又突出美国人强劲个人主义的“闯荡”精神。
副标题“美国人对华贸易、条约、鸦片和救赎的故事”点明了美国对华贸易、外交和传教的活动。
一、一老一小，初步相识
《初闯中国》的起讫点是1784年和1867年。
1784年，美国的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驶往未知的中国，船长约翰·格林（JohnGreen）携带盖有国会印鉴的公函，并将其呈交给广州地方当局。
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和最古老的国家在广州相遇了，却互不相识。
彼时的美国地域不大、国力不强、外交笨拙，国会的公函将其小国地位暴露无遗，全文照录：
最最宁静、最最强大、高贵、杰出、高尚、令人尊敬、令人敬仰、贤明而审慎的皇帝、国王、共和国、公爵、伯爵、男爵、领主、市长、议员，以及基督教国家或世俗国家的各城、各地的法官、行政官、司法官和摄政官：阁下读到或听到公函上授权的内容时，我们美利坚合众国国会知会阁下，“中国皇后号”的船长约翰·格林乃我国公民，他驾驶的船乃我国公民的财产，我们希望看到，约翰·格林从事合法的商务活动时，我们祈愿，他及其货船货物平安抵达，阁下予以垂顾，以合乎贵国礼仪的方式接待，允许他以通常的缴费通关、航行和造访港口、关口和领地，以便完成交易，允许他以恰当的方式通商。我们为此而深表谢忱。（11页）
到1843年，泰勒总统对中国也不甚了了。他派特使顾盛（CalebCushing）出使中国，意在分享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中抢夺到的特权。为拉近与中国的距离，泰勒总统致信中国皇帝，但庄重的公函反映了美国人仰视中国的谦卑姿态：
我希望皇帝强健。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你有千百万臣民。美国的26个州和贵国一样大，但我们的人口较少。旭日东升时，照耀中国的山山水水；夕阳下沉时，照耀着同样大小的美国的山山水水。（214页）
1861年，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AnsonBurlingame）为美国第13任驻华公使时，他对中国仍然不甚了解。
所幸的是，蒲安臣是善良正直的外交官，深受清政府信赖。1867年，清政府破例任命他为特命全权大使，代表中国出使西方列强，为中国争取权益。1868年，他还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蒲安臣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使两国互为最惠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对等条约。
不幸的是，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使《蒲安臣条约》沦为一纸空文。
二、美国商人，有善有恶
《初闯中国》介绍的美国冒险人物数以十计，许多人罕有耳闻，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波士顿豪门托马斯·珀金斯靠海地奴隶贸易、美洲西北部海岸的皮货贸易和对华贸易这个三角体制发迹，后来又倚重广州一地的鸦片贸易大发横财。
其大家族的晚辈约翰·珀金斯·库欣、罗伯特·本尼特·福布斯、约翰·默里·福布斯、保罗·福布斯和托马斯·福布斯均涉足对华贸易，合法非法的贸易双管齐下，善恶集于一身。
另一个最成功的商人是内森·邓恩。他谴责鸦片走私，热爱中国，尊重中国的贸易体制，深受皇帝和官员喜爱和信赖。由于广结善缘，他突破了清政府广州“一口通商”的闭关锁国体制。20余年（1818—1832）间，虽然囿于广州，他却能靠巨额财富和广博人脉收集海量的中国文物和实物。他的巨额财富依靠的是他独树一帜的伦敦—广州—费城的三角贸易体制。
1832年，邓恩回到费城创办中国博物馆。其展览是“迷你中国”、百科全书。有史家称，他的馆藏之丰富令人咋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藏品只及他收藏的1/10，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中国收藏也难望其项背，成了小巫。1838年至1846年，他的“万唐文物”（Ten ThousandChineseThings）展在费城和伦敦公开展出，长期轰动。
一个商人，何以能创建举世无双的“中国博物馆”？
原因在于：（1）他不见利忘义，与中国官方和民间关系良好；（2）他痛恨鸦片、拒售鸦片、谴责鸦片贸易，深得中国官员信赖、皇帝垂青；（3）他学会了尊重中国人的“才干”和“才智”，对三教九流的人全都善待；（4）因此，官员和富商都愿意冒险犯禁，尽力帮助他收藏文物，包括收购和馈赠。
三、外交奇人顾盛和蒲安臣
顾盛本人是职业政客，父亲约翰·N.库欣是对华贸易名商。以这样的背景，他当然要争取美国的外交利益和商业利益。
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美国人急了，不但想分一杯羹，而且想得寸进尺。顾盛奉命率团访问中国，目的是：会晤中国官员、北上觐见皇帝，签订一个类似英国通过战争达成的《南京条约》。
清廷派恭亲王南下澳门与顾盛谈判，经过几轮激烈的讨价还价，中美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望厦条约》。这个条约使美国商人欢天喜地，使传教士大喜过望，也超过了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的预期。美国人最大的惊喜是，他们居然获得了治外法权，其他列强自然也随之获利。这是中国丧权辱国的又一严重标志。
蒲安臣是奇人中的奇人。由于正直的人品、迷人的魅力、正义的主张、合作的政策，他不仅成为驻北京外国使节里的明星，而且获得清政府超常的礼遇和信赖。中国政府做出史无前例的决策，任命他为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出使西方列强，为中国争取权益。他不辱使命，死在出使俄国任上。
四、传教模式，三种有别
美国早期来华的著名传教士有十来个人，我们择要介绍5个人：卫三畏、裨治文、雅裨理、伯驾和罗孝全。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有三种模式：文化研究模式、医疗宣教模式和硬闯恫吓模式。文化研究模式的代表有马礼逊（RobertMorrison）、卫三畏、裨治文和雅裨理，医疗宣教模式的代表是伯驾，硬闯恫吓模式的代表有郭施拉和罗孝全。
最精彩的是传奇式的卫三畏。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1812—1884）是美国传教士、汉学家、语言学家、外交家、美国汉学之父、美中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中国传教凡43年；从名字“卫三畏”足见其对孔子和儒学的尊重。他编辑《中国丛报》《英华分韵撮要》《汉英拼音字典》等，著有《中国总论》《中国历史》《中国地志》《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等。《中国总论》是美国汉学的奠基作，该书与《汉英拼音字典》曾经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书。
他主动承担起一个责任：向美国人“传教”，介绍中国之富饶、复杂、瑕疵———最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总体的价值。他要向美国人解释中国人的行事之道。他曾经认为，中国人封闭的思想是阻碍上帝意志前进的最大障碍；到了19世纪40年代，他却觉得，美国人封闭的心灵是最大的障碍。他要用上帝的权威来轰击美国人无知的城墙。他意识到，他必须向美国人传授有关中国的真相。
他积40余年的精力，撰写了1600余万字的《中国总论》（犜犺犲犕犻犱犱犾犲犓犻狀犵犱狅犿）。临终前两年，终于完成了第二版。这是他的“上帝的攻城棰”。他说：“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能诚恳地说，我尽力了，那是为了中国的福利，为了推进她振兴的伟大事业。”
《中国总论》是世界顶尖的汉学著作，使美国的汉学后来居上，又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全书分26章，涵盖自然和人文各个方面，细说地理、人口、法律、教育、科举、文字、文学、工艺、科学、建筑、服装、历史、宗教、商务、外交……写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局势。
卫三畏宣传中国、教育美国人民，除了卷帙浩繁的《中国总论》外，他还在东部几个州巡回讲演，客观介绍中国，破除美国人的偏见。
为了拯救“耆英号”帆船上受迫害的中国船员，挺身而出，为他们打官司，及时把他们送回中国。
为了挽救容闳争取、组织并成功实施的“中国学童留美教育计划”，他联名美国各界著名人士（如格兰特总统、马克·吐温）向李鸿章和曾国藩写请愿信。
一百多年后，中国人还珍惜他的《中国总论》，出版了全译本（上海古籍，2014）。
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遵循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开创的文化研究模式，勤于研究和著述，编有《东西方考察与月报》《中国丛报》，著有《中国读本》《广州介绍》《儿童圣经读本》《致儿童书》《美国志略》等。
雅裨理（DavidAbeel）与裨治文一道来华，著有《1830—1833年居留中国和邻近国家日记》。1842年，他北上厦门鼓浪屿传教，发展的教徒不多，对自强运动的影响却不算小。他结识闽浙总督徐继，互相影响。
医疗宣教的模式以伯驾（PeterParker）为代表。他是首位来华的医疗宣教士，1835年在广州创办博济医院，20年间治疗5万余人，包括林则徐；1838年在广州成立中国博济医局。和卫三畏一样，他也曾转任美国驻华公使。
硬闯恫吓传教模式的代表有郭施拉和罗孝全。郭施拉（KarlGützlaff）是普鲁士传教士，略去不讲。罗孝全（IssacharRoberts）则要多写几句。他在广州主持礼拜堂，有幸与后来的天王洪秀全有三个月的师生情谊。他长期在广州、香港、上海、天京等地传教，与洪秀全爱恨交织。太平天国末期，奉诏进天京，生活一年有余，但和洪秀全不睦。洪秀全试图让他就范，要他宣传拜上帝教，罗孝全则力图矫正洪秀全，宣传正宗的基督教。
五、中方人物，各自风流
《初闯中国》有许多中方人物登场，要者有：自强运动领袖和外交官恭亲王和文祥、钦差大臣林则徐、闽浙总督徐继、天王洪秀全、世界首富伍秉鉴。
恭亲王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重臣、洋务运动领袖，国人了解，不赘。
文祥为洋务派领袖之一，1861年任总理衙门大臣，1867年与恭亲王共同策划对美国人蒲安臣委以重任，让其全权代表中国与西方列强谈判签约。
林则徐的禁烟壮举妇孺皆知，但支持他禁烟的美国人却鲜为人知，需要介绍。传教士伯驾为他治疗疝气，裨治文为他翻译致英王的信函，查尔斯·金向他进言献策。
徐继为中国首批放眼看世界的人物之一，其《瀛寰志略》与魏源的《海国图志》齐名。《瀛寰志略》是在传教士雅裨理的启发下成书的。徐继敬佩美国总统华盛顿，颂扬其丰功伟绩，这篇颂词镌刻在华府华盛顿广场的华盛顿纪念碑上，抄录如次：
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238—239页）
《初闯中国》披露了几个传教士对洪秀全的影响。洪秀全在广州贡院门口应考时，接过美国人史第文散发的宣教册《劝世良言》，该书作者是中国第一个基督徒梁阿发。稍后，第四次科考不中的洪秀全浏览《劝世良言》，萌生创教冲动。他卧病在床，突发异梦：见异象，拜上帝，生异动，奉上帝之命除妖孽、鞭孔子。
于是，洪秀全就从花都乡下进广州城，到罗孝全的礼拜堂受训三个月，拜师学艺，欲求受洗当牧师，未果，悻悻离去。那是在1847年。
5年后，罗孝全获悉，昔日的学生洪秀全成了太平天国的天王。天王亦获悉其下落，召唤其进京，以共襄盛举。罗孝全欣欣然前往辅佐。本书只摘录了天王的召唤信（297页），为求保真，现将全文抄录如次：
分别许久，时切忆念。际此春风和煦，远人益深怀想。尊兄远涉万里重洋，敷扬救主真道，全心事主，竭胜钦佩。敬启者，弟虽愚劣，但承天父不弃，天恩浩荡，今已奄有两湖及江南广袤之地。前曾数次奉函，迄未获复。弟虽诸多公务缠身，未暇日夕宣教，但已将十诫布之于军民人等，教其朝夕诵祷，惟领悟福音者为数尚未甚多。现特派人前来问安，请尊兄不弃，多带兄弟前来，传布福音，施行洗礼，使获真道。嗣后弟之事业成功之时，当使真道布于全国，使人人归于上主，敬拜独一真神，次乃弟真心祷望者。余不尽言，即颂大安。愚弟洪秀全拜上。
六、“中国世纪”与世界大同
海达德认为，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他又断言，21世纪将被称为“中国的世纪”（3页）。他的前一个判断是事实，全对。第二个判断不全对。
19世纪的英国是“日不落帝国”，称霸全球，横行无忌，那个世纪的确是“英国世纪”。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冷战结束后，它一超独霸，指哪打哪，可以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
至于“中国世纪”，却要仔细辨析。季羡林先生云“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坚信中国的崛起。而且中国的崛起即将成为事实，但中国文化没有称霸的基因，只有和谐的追求。
费孝通先生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中国人天下大同的宣言。
中国没有基督教文化那样的扩张性，没有卫三畏甘当上帝“攻城棰”的激情，没有罗孝全“调教”洪秀全的冲动。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是基督教的变种，继承了基督教的扩张性，这难道不是他天王梦碎的原因之一吗？
中美关系走过了磕磕碰碰的二百余年，总体向好，21世纪将更为紧密。为了两国人民的共同福祉，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应该从相知走向相爱。我们要共同努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鄙视一超独霸，憧憬太和之境，主张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