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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学著述、出版物
《百科全书》：献给全人类的礼物 《百科全书》（1751—1772）主创者是著名学者狄德罗（Diderot）和数学家达朗贝尔（d"Alembert）[2]583。早在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已经强烈要求撰写一本大辞典，以将那些由工匠在他们各自职业活动中所了解的全部实用知识以有序的形式汇聚在一起。英国皇家学会曾为此进行了积极努力，想创作出这样一本辞典，但最终没有成功。
1728年，一个名叫伊弗雷姆·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
约1680—1740）的教友派信徒在伦敦出版两卷本的《百科全书，或人文与科学通用辞典》（1728年）。这本《百科全书》获得巨大的成功，因此，当1745年两个陌生人带着一本《百科全书》完整的法语译本走进出版商安德烈·弗朗索瓦·勒·布勒东的办公室的时候，布勒东看到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然而不久，他与这个翻译者争吵起来，并且皇家“许可”也被撤回，而这是任何出版工作可以合法地进行之前必须取得的。当勒·布勒东从与翻译者的法律纠纷中摆脱出来，并且重新申请许可时，他这个计划扩展为10卷本，并为此召集了巴黎的其他一些出版商，提供必需的大量资本以资助10卷本著作的出版。[5]169
勒·布勒东开始选择的编辑并不令人满意，结果这件工作落到了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头上。狄德罗此时已经被这些出版商中的一个雇用为翻译者。[5]170
这本书第一卷出版于1751年，最后一卷出版于1772年，狄德罗为此一直坚持了20余年之久，其间经历了两次特许权的终止和不断的困扰。1758年，在第二次更严重的终止许可权之后，达朗贝尔放弃了他的编辑职位，而狄德罗不得不秘密地完成剩余部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5]171
图3中，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内容显示在这一页上，但已足以显示人类知识的三个分支——记忆、想象和理性的知识，其中理性的知识最重要。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分支，而是主干，它支撑着最巨大的重量。数学分支又分为“纯数学”（未显示出来）和“混合数学”，后者包括力学、天文学、光学、声学、概率论甚至地理学。物理学分支就在数学的前面，它还包括植物学和动物学，与化学、矿物学和气象学在一起。尽管这些树上的“叶子”在较髙的枝条上，未显示在这部分插图上。建立在记忆知识之上的博物学从主干相反的一面长出分支。[5]171
《百科全书》高举人文主义旗帜，以增进人类幸福和促进社会进步为宗旨，以大量篇幅叙述人类取得的自然科学知识、技术、工艺，特别强调了技术在人类知识领域的重大作用。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当然努力在他们的出版物中注入一种改革精神，以多种方式反映了狄德罗对培根哲学的狂热[5]171。这件工作的大纲遵循的是培根的知识分类，作为一本“理性辞典”或对所有科学知识的系统陈述，《百科全书》将科学发展产生的成果，包括所有概念、定义、科学分类，在进行系统陈述的同时，提供了任何可能主题的便捷查询，包括宗教、法律、文学、数学、哲学、化学、军事、科学以及农业，它的目标是展现所有知识的相互联系[5]172，包含有很多关于动力机器、锻造、采矿、造船以及所有可能类型的制造业的文章。关于工艺的文章附有精心制作的雕版插图，其中一些是特别为《百科全书》制作的。《百科全书》的成功不是因为它的政治信息，而是因为它所包含的巨大数量的精确知识，使其成为后来所有《百科全书》的典范。[5]171
图4也表明了他为什么更喜欢文学的职业而不是刀剪匠的职业。刀剪匠斜倚在磨刀石上的姿势是这一职业的典型特征。[5]172
《百科全书》的反对者曾声称，它是反宗教的宣传，有意破坏社会的联结，或更明确地说，是有意“传播唯物主義、破坏宗教、激发独立精神、滋养道德的堕落”[5]172，但《百科全书》终究得到了人们广泛而坚定的支持。“……我们的子孙在打开这本辞典时会说：这就是那时的科学和美术的状况。愿人类思想的历史和它的产品一代代延续，直到最遥远的世纪。愿《百科全书》代表的人类的知识可以不受时间和革命的影响。难道我们不为给它奠定基础而感到高兴吗？”[5]173
《百科全书》全部出版后，狄德罗声名远扬，但生活十分贫困，为了给女儿置办嫁妆，他甚至不得不出卖他的藏书。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听说此事后，将藏书全部买下又交给狄德罗保管，还每年付给他图书管理员的薪金。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一位专制的君主，却能如此对待狄德罗，可见启蒙运动以及《百科全书》的影响之大。
部分专业著作 具有较强意义的科学著作具有与教科书同样的意义。这些著作一般由那些知名的研究者所写，如赫胥黎、廷德耳和开尔文等[3]78。
1）有关植物学方面的著作。植物的知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很早的时期，但留传下的文献很少见。亚里士多德的植物学著作也仅留下一点儿残篇断章，但他的学生提奥夫拉斯图斯（Theophrastus，约公元前372—前287年）写了一部《植物史》，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涉及的是植物的繁殖。该书于1483年用拉丁语第一次出版，此后又于1497年以希腊语出版，成为该领域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基本原始文献[7]51。
乔纳森·斯托克斯（Jonathan Stokes），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博士，他的兴趣除了医学之外，还包括化学、地质学和植物学。斯托克斯于1783年来到伯明翰协助威瑟林撰写《英国植物的植物配置》，并参与了现代生物学分类命名的奠基人卡尔·冯·林耐（Carl von Linné，1707—1778）
著作的英译。
2）拉普拉斯和他的《宇宙体系论》。18世纪90年代，在法国大革命年代中期，巴黎科学院被看作旧体制的产物，是由上等人统治的机构，1793年8月经国民议会废除。它的一些显赫的人物，诸如拉普拉斯的朋友博沙尔·德萨龙和拉瓦锡，被送上了断头台。拉普拉斯本人则于1793年12月由于被怀疑缺乏“共和国的品德和对国王们的憎恨”而被赶出了度量衡委员会。他离开了，到了巴黎东南的默伦，并且在那里开始写他的《宇宙体系论》。[2]304
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论》一书，以简练的语言，并且不用一道方程，描绘了按拉普拉斯的说法由数学天文学达成的天体世界图景。拉普拉斯这样宣称，已知的主要现象，都已经在万有引力这个单一原理的基础上得到了说明。这本书的要点是断言天体系统的优美平衡，在拉普拉斯看来，这就像有机自然界中各种生物互相适应那样。[2]304
天文观察在经度和纬度的确定上至关重要，因为地球的辽阔空间正在被人们所正式地、科学地探索着。詹姆斯·库克（1728—1779）、加洛·德拉·彼鲁兹（1741—1788）、P.S.帕拉斯（1741—1811）、马修·弗林德斯（1774—1814）、梅里韦瑟·刘易斯（1774—1809）和威廉·克拉克（1770—1838）以及其他很多人的航海和旅行的介绍，都很振奋人心，销量也不错;而他们从航海旅行中带回来的物品，也扩展了博物学和民族志的收藏。法国、不列颠、俄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机构也鼓励远征，所以地图上那些一直空白的领域逐渐被填充，对海岸线和江口作了绘图，并且地磁数据也被收集和绘制。[3]72
人们将地图集既视为高水平的科学产物，也视为大众科学读物。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引进了主题地图，它们可以用来（比如在描绘他的拉丁美洲之行时）表示等温线[3]72。维特赫斯特完成了《关于地球原始状态和形成的探究》第二版，并为第三版收集了一些材料（维特赫斯特于1788年在伦敦去世，他死后以《约翰·维特赫斯特著作集》出版）。他还曾撰写了著作《获取关于长度、容量和重量的不可变测量的尝试》。
与“牛顿学说”传播有关的研究著述 伏尔泰于1694年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才思敏捷、妙趣横生，嬉笑怒骂皆成诗文。“我没有显赫的门第，但我的门第将因我而显赫！”这句话可谓他的“名言”。后因得罪了贵族而流亡英国后的生活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英国科学和经验论都给伏尔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因此写下了《英格兰书简》（1729年）、《牛顿的哲学原理》（1738年）、《牛顿的形而上学》（1740年）。在他的影响下，莎特雷侯爵夫人计划把牛顿的《原理》翻译成法文，遗憾的是她因难产而死，由伏尔泰接替出版。[5]38-39
《哲学通信》是伏尔泰于1728—1729年访问英格兰期间的著作，1734年出版，并由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5]35在英格兰，伏尔泰了解了牛顿的学说，而结果就是他的书信的相当大的篇幅是关于科学的。从英格兰返回后，为了避免书中科学部分出现错误，伏尔泰听取了在荷兰的格雷弗桑德和法国牛顿学说的代表莫佩尔蒂的意见。莫佩尔蒂是巴黎科学院拥护牛顿学说的第一人，也是运用牛顿引力定理来确定地球形状的欧洲第一人，而且获得了与依据笛卡儿体系确定的地球形状不一样的结论。他的《论天体物体的形状论文》（1732年）的及时出现，大大支持了伏尔泰为他的书信集而正在进行的修改。对许多法国人而言，《哲学通信》是他们了解牛顿的入门書。[5]37
1735年，阿尔伽罗迪正在写一本牛顿光学的书，名为《牛顿主义妇女读物》，后来这本书成为诸多介绍牛顿哲学的普及读物中最流行的一本[5]38。
在关于力的恰当测量这个争论中心有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就是加布丽埃勒·德·布勒特伊，即徳·沙特莱侯爵夫人（Gabrielle de Breteuil，Marquise du Châtelet）。
1733年，她同伏尔泰一起加入了力的讨论。[5]35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她并不特别突出，也不是活力争论的主要领导者，但她的著作有巨大影响，她的生活深刻地影响了关于力的辩论的大多数参与者。德·沙特莱夫人为伏尔泰于1738年出版的《牛顿哲学基础》这一牛顿学说的介绍读物的出版做出了贡献，但她不是盲目地全盘接受牛顿的说法。1740年，德·沙特莱夫人出版了她的《物理学的规则》，此书是法国传播莱布尼兹思想的书中最好的一本。她对活力看法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对牛顿的拒绝，事实上她的下一步计划就是把《原理》译成法文，此项工作在克莱罗（Clairaut）的帮助下于1747年开始，后成为《原理》的唯一法文译本。[5]38
有这样两本书向人们显示，在不同的国家，知识的场所和形式是不同的：第一本是弗朗切斯科·阿尔加洛蒂（1712—1764）的《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哲学阐释之女性读本》（1737年），出版于意大利，很快就被翻译为法语、英语、德语、荷兰语以及其他欧洲语言;另一本是丰特内勒（1657—1757）的《关于世界多样性的谈话》，1686年在法国出版，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一直到1742年，丰特内勒持续不断地出该书的修订版。尽管他的《关于世界多样性的谈话》坚决地坚持笛卡儿的立场，但是他在晚年也不断地吸纳了牛顿的一些思想。[2]116-117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