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视角与被贬低的社区：村改居社区治理的新问题 2021-04-09 05:48:15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订阅 2021 年 2 期收藏 关键词：社区治理
郑中玉 梁本龙 摘 要：村改居社区研究倾向于认为，村改居社区是一种必将转变为所谓城市社区的过渡型社区。这种对“过渡性”的强调实则基于农村与城市、传统和现代、落后和进步等一系列二元论和线性进化论思维，将村改居社区视为从乡村转型为城市的暂时状态，倾向于贬低乡村传统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进而关注如何促成从村民到城市市民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转变。在具体社区管理和建设中，简单化视角进一步使得社区管理者缺乏对居民日常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和同情，忽视地方性文化与集体记忆的重要价值。村改居社区的治理应该超越“乡村-城市”的二元论和进化论，基于结构两重性视角思考如何使传统文化与社会资本成为促进社区转型的可动员资源，而非结构性约束，进而尝试培育具有地方性的新型城市社区文化。
关键词：社区治理;村改居社区;过渡型社区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21）03-0067-10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产生一种伴生现象，大量“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的社区经历着“撤村并居”，不断从乡村向城市社区转型，形成所谓的村改居社区。已有的研究倾向于强调村改居社区“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过渡状态，将其界定为从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过渡型社区”[1][2]、“转型社区”[3]或“第三社区”[4]，指出村改居社区面临着基础设施、工作人员素质和公共服务等问题[5][6][7]。毫无疑问的是，研究者通常具有某种共识，即“‘过渡型社区并非成熟的社区形态，而是要向城市社区转变，最终成为成熟的城市社区形态”[8]。这种话语无疑是在一种线性进化论视角下将村改居社区视为处于从乡村向城市、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一种暂时的和过渡的状态，强调转型过程中应该如何走出治理的结构性困境。
但是，当外在结构和资源约束问题已经悄然之间发生改变时，另一种更为隐而不彰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在对昆山一个村改居的调查中，我们所获得一些启示却是，当资源约束不再是村改居社区的问题，地方精英却倾向于将村改居社区居民视为有待被启蒙或教育进而转变为城市市民的对象，这种对传统和乡村社会资本的傲慢与偏见成为阻碍进一步社区建设的思维困境。本文试图提示的是，并不能简单视村改居社区为一种过渡状态，应该基于传统文化与社会资本来培育新型“城市共同体”。
一、社区个案基本情况：良好的物理环境和社區服务 D 镇以湖得名，辖 11 个行政村、6 个社区居委会;户籍人口 25 万，外来人口 51 万，合计 76 万人①。1994 年，D镇被国务院列入《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成为中国小城镇规划和建设示范镇，此后又先后获得“国家卫生镇”“全国环境优美乡镇”“江苏省园林小城镇”“中国民间文化艺术（戏曲）之乡”“国家园林城镇”等称号。D 镇天然的湖资源营造了优美的人居环境，良好的文化氛围沉淀了浓厚的历史底蕴。全镇居住、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公共交通、餐饮商业等服务性设施健全，以戏曲为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非常丰富。
本次调查的 D 镇公园社区归属 D 镇社区居委会管辖，作为 D 镇最大的动迁小区，D 镇公园社区（后文统一称为 D社区）规划建有 4 个动迁安置小区。2013 年底，有 2 个小区完成交房，仅 2014 年交付的小区就涉及 9 个自然村的居民安置。最后的安置小区在 2015 年春季交房。
总体上看，这个社区的基础设施完善，整体环境优越。
小区配套设施日趋完善，1 万多平方米的市民活动中心包含日间照料中心、棋牌室、戏曲室、健身房等社区服务功能设施。学校、超市、体育公园等一系列配套设施的跟进，让居民拥有功能基本完善的居住环境。
除形成良好的物理环境之外，结合 D 镇实际情况，居委会也在思考将整合部门职能作为社区管理服务的切入点，将维护基层稳定作为社区管理服务的落脚点，将化解社会矛盾作为社区管理服务的着力点，将解决民生问题作为社区管理服务的根本点，并推出了“12365”工作制度、“2+X”社区共建理事会机制和“二三二”社区管理服务工作模式。
“12365”工作制度以“1 年、12 个月、365 天，时时处处为社区居民提供快速、便捷、精细化服务”为理念。“2+X”社区共建理事会机制 遵循“共建共管、共治共享”的理念，以社区居委会与物业公司为管理主体，公安、城管、控违等相关部门和各大行政村共同组成，具体形成“物业公司+社区居委会+各行政村+相关职能部门”四级联动的管理模式，以此来推动社区的建设发展。这些制度经验、社区的种种措施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也确实得到了政府管理部门和居民的认可。
根据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居委会也有各种便民措施。该社区还以老年人为重点，推出社区助老亲情行动，打造“康乐寿”社区助老服务品牌。该社区为老人提供一日三餐配送服务，解决了老人的用餐难题和子女的后顾之忧。这项举措得到了老人的子女以及一些社区居民的高度评价。2014 年，该社区还成功举办首届“孝老文化节”，以“探寻照护秘方 聚焦寿星身边照料人 弘扬孝老文化”为主题，围绕孝老爱亲、邻里互助等内容，开展“让爱传承——孝老志愿服务亲情行动”，举办“孝老爱亲”主题道德讲堂、“魅力夕阳红——老年人风采展示”和“孝行感召孝心传递——孝老文化主题活动”等一系列活动，力图将孝德文化延伸到社会各个方面。
二、社区治理中的问题：国家的视角与实践逻辑的矛盾 基于中国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规划，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非常规变迁。这种城市化不是城市长期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一个压缩式快速推进和规划的产物，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外生”转型[3]，其结果造成了一种独特的“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复杂空间实践。村改居社区具有一般城市社区的基本结构、物质环境和主要特性，但是作为城市化过程中规划的产物，也衍生出难以自我调适的大量问题。
（一）村改居社区形成独特的日常生活世界 1.巨变的环境与延续的生活 就村改居社区而言，无论是管理，还是居民身份，都已经被纳入城市街道统一管理体制之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是，由于社区的形成是基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转轨，在从乡村转向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同时，它仍然保有传统农村社区的诸多特点，表现为城市和乡村元素相互交织。
在这个物理环境意义上的城市社区中，一些居民的思维方式和传统农民的思维方式并无多大不同。在调查中，一位 60 多岁的阿姨提及，她觉得社区里的花园并无多大用处，还不如把花都拔了，种点儿菜比较好，至少那还能吃。在她看来，花园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曾经向我们抱怨过，漂亮的花园和绿化并没有得到居民的普遍认可。这当然与农民的土地本位观念有关，其实用主义倾向决定了农民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价值，并没有觉得是在破坏公共空间[9]。
同时，社区居民对社区管理体制也略有微词。居民反映，经常发生去居委会不知道找谁和工作人员“互相扯皮”的情况。有的居民认为，有时候去反映问题并不一定能够得到解决，感觉还不如农村好。从我们的观察来看，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以中青年为主，基本上都曾经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过。在这个意义上，居委会与村委会的区别是，前者具有明显的科层机构性质，而后者更多地保留着乡土熟人社会的逻辑。村民所熟悉的熟人社会的逻辑被科层机构所替代，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与经验在全新的科层机构系统里丧失了有效性。这也造成他们对新生活环境非常不适应。
居住环境的彻底变化也造成交往方面的不适。原来村庄的空间结构和生活方式非常方便社区居民彼此交流与往来，因此他们还无法迅速习惯从开放式的农村居住空间到封闭的城市独门独户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很多人日常交往的仍然是
“以前村里那些人”，和现在小区里的人没有什么交往。他们觉得，住进社区以后还是和以前一样，交往的范围并没有扩大。但是，由于居住格局的变化，居民之间相互串门的次数减少。有研究已经表明，居住空间的变化确实对居民社会关系产生影响[10]。村改居社区住房样式可能不利于居民的社会交往，公共空间的陌生感和城市空间的立体化减少了交往意愿，社会网络遭到破坏。这些空间的生产与变化既引导和规训村改居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治理问题[9]。例如，对缴纳物业费问题，居民就颇有微词。此前住在农村的时候，根本没有物业费这一说，但在上楼之后，却需要按时缴纳物业管理费用，对此居民有些不理解。除此之外，居民仍然保留着原来的一些乡土民俗，如在社区里办婚礼的一系列仪式。小区中心有一座二层楼建筑，一楼大厅经常被作为婚宴场所。因此，D 社区确实像很多村改居研究者说的那样，保持着一种“非城非乡，亦城亦乡”，即融合城市与乡村的混合样态。尽管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居民的生活方式、习惯和观念仍然保持着明显的延续性。
2.复杂的社区：村民、市民和外来移民 所谓“复杂社区”，最初强调的是社区内治理主体的复杂性，即由商业化的物业、社区自治组织（居委会、业委会以及各种其他社区组织）形成的复杂社区关系[11][12]。本文使用“复杂社区”这个概念则试图强调的是，村改居社区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迅速从倾向于同质化的熟人共同体转向一种来源和性质多元的复杂人群共同体。在 D 社区居民入住后，随着大量通过市场方式购买住房的市民以及大量在 D 镇打工的外来人口的进入，其人口结构更为复杂，流动性也比较强。当然，这种复杂人口构成也是大多数村改居社区的共有特征，即流动人口的比重大[13]，这也造成了社区人口结构复杂化和文化异质化[2]。
调查中，根据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反映，外来租户大概为 1/5 左右，甚至有住户认为约有一半居民为外来租户。本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缺乏互动，外来租户也普遍反映，他们很少与本地人聊天或者联系，不过外来租户之间往往有很多交往。本地居民在平时都是使用方言交流，日常社区的主要成员多为原住民，且较为年长，只有少部分能听懂但不会说普通话;而外来租户的地域和语言差异非常大，普通话水平远远高于本地人。最终，语言和文化差异使得本地居民和外来租户联系较少。但是，本地区工厂和外资企业较多，因而本地外来租户占有较大比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此安家落户，这都使得常态下本地居住人口的结构非常复杂。
和其他村改居社区研究的发现相似，随着外来人员的日益增加，D 社区中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也出现倒挂现象。与传统社区相比，村改居社区大量具有流动性的外来人口会使社区居民交往割裂。社区内部本地人与外地人、不同地域的外地人之间界限分明，进而造成社区公共空间的紧张和生活共同体意义的缺失[5]。居民之间缺乏交往也导致社区的安全隐患，反过来这种安全隐患使得社区居民更加不敢与外来人口多交流。这种区隔不只存在于原住民、购买住房的市民和外来租户之间，甚至社区工作人员也倾向于将外来人口仅仅看作是流动的人群，而不是社区居民。这种来自于“官方”的立场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本地人和外来居民之间的隔阂，不利于社区居民的交往和社区意识的形成。
（二）新故事與旧问题：“树太多了”和“晾被子” 生活方式与习惯的惯性表现出来的城乡混合样态以及人口结构的复杂性造成的治理难题已经为很多学者所重视。除此之外，实际上另外一个明显但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城市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的乡土关系逻辑形成的矛盾以及前者拥有的权威对乡土生活的贬低。D 社区的复杂情况造就了居民和社区居委会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来自于彼此的不了解以及缺乏认同，也来自于两种不同逻辑之间的抵牾。我们可以尝试通过社区里发生的两个事件呈现这种张力。
社区工作人员最初向我们抱怨，居民不理解他们的工作。居委会主任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居民抱怨“树太多了”。按照社区工作人员的叙事，社区的绿化面积和设计比一般城市社区要出色，但居民非常不理解城市生活的逻辑，也不理解社区工作人员为社区提供美好环境的初心。我们通过简单观察可以确认，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这种评价反映了基本的事实。在这种状况下，居民向居委会抱怨“树太多了”确实让人难以理解。根据工作人员的叙述，甚至发生过居民试图用热水浇死楼下树木的事情。工作人员抱怨的另外一件事是居民在窗户上晾晒被褥，非常影响社区形象。居委会主任觉得，这么好的社区环境里，居民在窗户上晾晒被褥，“五颜六色的”，与社区整体氛围不符，“看上去不好看”。此外，还有工作人员
抱怨小区内理发店和小超市造成的混乱给管理带来不便。围绕这些事，居委会与居民之间难以达成一致。这也可以被视为双方关系及矛盾的典型场景。
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向我们讲述类似的与居民之间的矛盾时，表达的是一种无法理解以及对居民无法摆脱“农民”和“农村”的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苦恼，好像这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现代与传统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文明化过程中的“成长的烦恼”。当然，这种线性进化论不是只存在于普通人的理念之中，实际上也深深内嵌于社会学经典理论之中。承袭启蒙运动，从 19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学普遍具有一种线性进化论的预期，这充分体现在社会学经典理论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诸多演化式论断中。这种线性进化思维和斯科特所分析的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倾向于认为，过去是进步的障碍，是必将被超越的历史。它们都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的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