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这仅仅是一部文艺作品，而不是一部人物传记。
这仅仅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听到过的几则并不很连贯的小故事的记叙，而不是一部歌颂中国共产党援藏领导干部们的英雄谱。
第一章 天质自森森
陈择山和刘久香到西藏已经是20多年前的时间的事了。两人相识相爱也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个20多年呢？20多年中又可能发生多少悲欢离合的事情呢？仿佛谁也不能说得清楚。20多年前，刘久香曾经问过陈择山，西藏高原上的援藏女干部多得不得了，当初他怎么就会选择上了她呢。陈择山当时回答说：“因为上帝的安排，因为你的能歌善舞，因为我们俩有缘。”这样的回答刘久香听了当然并不很满意，但心里却还是甜滋滋挺高兴的。其实，当年他到底因为什么喜欢上了她，恐怕至今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陈择山是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人，1968年参军入伍去了老挝，分在北空高射炮部队，在部队呆了5年，1973年退伍。回到贫穷的家乡第二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吉安市下到万安县的一个乡下里蹲点的一位领导看中，悄无声息地被选拔推荐他上了江西省高等农学院学习，学习了3年。毕业那年，即1976年9月，正碰上全国兴起了一股去西藏高原当农民建设边疆的风潮，从北京一直刮到江西。先据说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大批著名高等院校的工农兵大学生纷纷报名、表决心，要去西藏当农民搞边疆建设，之后不久，这股当农民风刮到了江西。他当时在农学院学习结束快要毕业了，他是连想也不想也就跟着这股风报了名，坚决自愿要去西藏当农民，那次报名他是全江西省头一个。江西省高等农学院的院领导是十二分的高兴支持和鼓励。农学院的校友徐志林、钟万勤、李爱华、饶琪玉和赣州市的知青钟万玲，以及九江市的周喆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吴延安等七位同志，和陈择山一起，被一同分配到了西藏自治区樟木口岸立新公社的夏尔巴人居住区当了插队农民。他们在立新公社与夏尔巴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整整两年，与夏尔巴人结下了深厚情谊。樟木口岸地处西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坡，离中尼边界的界桥友谊桥只有13公里，距尼泊尔国首都加德满都约一百公里。那里气候温和，鲜花四季常开，风景优美，地理位置甚是特殊。樟木口岸立新公社一带的夏尔巴人，祖祖辈辈多是以背运货物为生。由于那里距中尼边境较近，中尼两国过往商旅和货物较多，经济往来人口比较频繁，所以在那里皆设有中国的海关，商检、边防检查、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藏胞接待办等部门，此外，还设有专门接待商贸人员和国内外游客的樟木宾馆， 并且设有电站、医院、邮局、银行、学校、电视台以及外贸部门的一些办事机构等单位。当时居住在喜玛拉雅山脉南坡的樟木口岸立新公社的夏尔巴人，全国人口仅1000多人，从政治地理的角度上讲尚不足以认定为是一个民族，但他们对人生的快乐的理解，许多汉族同胞是甘拜下风。夏尔巴人天资聪明、善良、本分、朴实、性情开朗。他们对物质、金钱并没有很强烈的占有欲望，在日常中他们的生活只要稍有着落，他们就爱唱歌跳舞。不管场合，不分老少男女，他们总喜欢在有节奏的打击声中唱唱跳跳，天生就是一种天蹋下来都不担心什么叫忧愁的乐天派性格。夏尔巴人普遍喜欢帮助别人，普遍乐意接济困难人家，就算自己不宽裕，他们也愿意救助他人，并把这种风尚当成一种快乐。夏尔巴人处事诚信，为人信守诺言，只要答应了别人家的什么事，就算很艰难也是坚持要去完成，是个勤劳勇敢生活里到处充满着智慧火花的优秀民族。陈择山他们几位大学生就是在这种歌声舞蹈氛围中天天和夏尔巴人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了整整两年，直到他们后来一个个的被调走。
刘久香当时是江西省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系江西省九江市人，是周玉瑛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她们都是学中文的，在学校同住一栋女生楼，同睡一个女生宿舍。周玉瑛是周喆的妹妹，她比他小两岁，与刘久香同年，和刘久香同乡，也是九江市人。那年，周喆先毕了业报名自愿去了西藏樟木口岸当了插队农民，等刘久香毕了业时，周喆已调到林芝地区林业局，而陈择山则已调到西藏自治区区府拉萨市，在自治区区委组织部干调处工作。 同陈择山一同插队当农民的别的几位同伴则分别也被调到其他地区别的部门工作。刘久香受这股支援高原建设边疆的风的影响，到她毕了业时，便义无反顾地不顾家里人的反对，也报名去了西藏高原的拉萨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教，而周玉瑛则回到了九江市，没有去成西藏。原因是周玉瑛她哥哥已去了高原，妹妹呢就组织上先不作考虑了。组织上有这样的考虑，周玉瑛也就只能服从这个考虑。刘久香到了拉萨市的一所中学里任教后，就给周玉瑛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自己的一些情况，并问周玉瑛她哥哥周喆的地址和单位，想和他联系上，好有个照应和也好有个说话的去处。
过了半年，刘久香收到周玉瑛的回信，周玉瑛在信中告诉了刘久香说她哥哥在林芝地区林业局工作。刘久香起初以为周喆是在拉萨什么单位工作，收到信后才知他是在林芝，一时半会也难有机会走动，也就搁下这事暂时没有去联系他。刘久香想，方便的时候，总有机会联系上他的。周喆在林芝和妹妹周玉瑛一年也就一两次通信而已，平常很少写信，就是写信也很少提到别的，无非是向家里报个平安，说自己一切都好，让家里人放心之类的话。周玉瑛呢，在给她哥哥回信时，也只是报一下父母及家里一切的安好，勿须哥哥挂念，信里就是忘了提刘久香也去了西藏工作这档子事。她以为既然自己已把哥哥的单位地址告诉了刘久香，又是同乡，刘久香得悉信的内容之后自然会主动去联系哥哥的，用不着自己耗费笔墨多此一举去提这个事。没想到的是刘久香恰恰因为教学任务忙，并没有主动和周喆联系，而周喆在林芝不知道刘久香来到了西藏，自然就没可能与她联系上。时间一长，加之双方各自的工作环境、人际关系慢慢各自都比较熟悉了，也就忘了这事，虽然周喆一年下来，有那么一次两次去拉萨开会的机会，但始终不知道刘久香就在拉萨，以至一直没有见过她。每次开会，他只是去区委组织部找老同学陈择山，开完会就随单位的车直接回林芝。就这样，又过了两年。
那时国家政策有明文规定，就是每一个援藏干部每一年半都有一个休假探亲的时间。技术工人、一般干部及其子女每一年半可以享受三个月的探亲假期，科级干部及其子女也是可以享受三个月的探亲假期，处级干部及其子女则可以享受四个月的探亲假期，厅级干部及其子女则可以享受五个月的探亲假期，而省级干部及其子女每一年半时间里则可以享受六个月的探亲假期。也就是说，行政级别越高享受的探亲假期就越长。
其实，政府的政策规定是那么规定，但许多干部并没有能够真正享受到。原因主要是那个年代的干部思想素质好，胸襟大公心强，品格高尚，为人民为社会干革命工作拼命，没有比较紧要的事，一般很少休假。其次，西藏地域宽广，干部少，事情多，人一忙起来就什么休假的事都顾不上了。其三，西藏乃至整个中国那时交通运输也不发达，路途遥远，来往一趟不方便，回内地探亲一路上颠颠簸簸受不了，而且干部中的大多数都是单身没有成家，无牵无挂，也就不存在恋家情结。有以上几点，所以很多援藏干部当时并没能真正享受过这个政策规定。周喆没有享受过，陈择山没有享受过，其他一同进藏的干部也没有享受过。许多援藏干部在西藏工作是不算累，但生活却是很苦，气候环境也着实有些让人受不了，但乐趣是无穷的，那援藏的光耀经历不是花钱能够随便买得到的。还有当时援藏干部的工资标准普遍并不算高，不过节俭一些花，一年下来，是也能积蓄千把来块钱的。那个年代，千把来块钱是很可以买到一些东西的，养个三四口之家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行政级别稍高一些的，节俭一些花，一年下来，积蓄的钱则可能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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