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钱钟书的化境论篇二：钱钟书的化境论
钱钟书之“化境”说
摘要
“化境”说是钱钟书先生翻译理论的核心，多年来一直为我国的翻译界所瞩目，经常与严复的“信、达、雅”和傅雷先生的“神似”说相提并论。但也有批评之声。本文就对“化境”说的来源和基础，以及众多学者提出的“化境”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钱钟书
化境
天机老人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自从1964年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化境”说之后，翻译界就对钱老这一学说研究纷呈，其中不乏夹杂着严厉批评：钱先生的化境理论是“愿望的自我欺骗”，“一切归化，不仅‘语文习惯’已成为‘我’的，而且可能连对面那个‘你’也成为了‘我’，或者起码是‘我’的影子”。这批评究竟是否属实，钱钟书先生的理论是否是自欺欺人、不可能实现，笔者就此撰文以求从其“化境”说之来源作一探讨。
一
文学创作中的“化境”说
“化境”说来源于中国古典文艺学，是钱钟书借用金圣叹在《水浒》序言的“三镜说”中的“化境”：“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文章之化境也”。即：
1圣境：创作上的“心到手到”；
2神境：创作上心不到而手到，惟有文字痕迹；
3化境：创作上的心手皆不到，也无文字可考。
“三境”是金圣叹为创作表达构思所制定的三阶段理想目标，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些神乎其神，但我们仍能拨开面纱追踪它的痕迹。李昕、张敏认为，圣境只是使表达与构思在同一层面上，将心中所想如实切实地表现出来；神境和化境两种境界中，却是表达胜于构思。毋容置疑，后两种境界比圣境更胜一筹。但是在实际创作中，表达与构思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刘勰早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指出，表达往往无法完全体现作家的构思：“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这除了由于语言尤其独特的遮蔽功能，还因为无论创作前期构思如何详尽，也很难做到事无巨细一一齐备。创作过程是个充满变数、灵性与激情的创造性过程，常常有意外的收获。在《水浒传》第55回“时迁偷甲”中，施耐庵将偷儿写得活灵活现。金圣叹由此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就曾感叹到：《水浒传》中各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不乏三教九流之辈，仅凭作者一人，是如何将各色人等描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的？办法是按照小说情节发展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轨迹将文本一路发展演变下去。小说中的豪杰、奸雄也好，淫妇、小偷也罢，所有登台亮相的各色人等，其起初的登台和随之的命运都是由于因缘而起。前面文章铺垫出了因，后面文本就结成了果。作者施耐庵并不是他们命运的主导者，而是其见证者和记录者，甚至有些情节的起承转合乃是作者也无可奈何的事情。情节发展与演变有其内在必然性，人物的设置和发展也有其内在独立性，是这种内在的独立
性和必然性，而不是作者的主观意识来左右引导着创作进展。按金圣叹的说法，这就是典型的神境、化境；需要作家暂时抛弃原有构思，心随手动，把创造过程继续下去。化境在文学创造中较为罕见。笔者借用伊萨克·蒂尼森德小说《空白之页》来对此问题进行些许阐释：葡萄牙的某地有一特殊的修道院，专门装裱和陈列国王和王后新婚之夜的床单。每个印有斑斑血迹的床单的下方都镶嵌着皇后姓名的铜牌，以此来证明和表彰皇后婚前是处女之身的荣耀。长长的陈列室中床单无数，铜牌无数，朝圣瞻仰者无数；但是令人感到最不可思议的却不是那一条条血迹斑驳带有铜牌的床单，而是一条雪白无暇的床单，床单下方没有姓名，没有铜牌。究竟发生了什么？苏珊·格巴认为，那空白的床单比那些处女荣耀的床单的内容更为丰富：难道皇后在新婚之夜前就已经失去了处女之身？还是她在新婚之夜还能保持完璧，身子不受玷污？还是她同《一千零一个故事》中的女主角一样，用讲故事的方法消磨掉新婚漫漫长夜，以此来避免自己重蹈前辈的覆辙，逃脱悲惨命运？抑或是这空白的床单无关皇后，而是讲述国王无能？文学创作中，此时无字胜有字。我们只能在这空白中找寻作者思路的一丝痕迹，遁入良久的思考中。
二
翻译和武功中的“化境”说
以上是从来源和文学创作方面对“化境”说入手，那“化境”说与翻译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1圣境：创作上的“心到手到”，可比作翻译上的得心应手；
2神境：创作上心不到而手到，即翻译上的无意识文字，或自
动化操作；
3化境：创作上的心手皆不到，也无文字可考；在翻译上，或可谓作不译之译，有所不译，为一至高境界是也。
如上所述，笔者认为“三境”说与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武功境界颇有相似之处。希望可以用传统武侠小说中的例子来对翻译中的“化境”说进行一次不登大雅之堂但有趣的解释：
（1）“圣境”如名门正派的大弟子，有可能来自武当，也有可能归属少林。大约因为名门正派教学管理严格，所以根基牢靠，专业扎实，招数也是有模有样，起码在对敌的时候可以以己招克彼招，做到“心中有招，手中亦有招”。能够如此这般，起码也可以在江湖中成名立腕，成为响当当的人物了。但是交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费事。因为心里必须记得所有的招数，然后使出方可获胜。可以说是“胜而不雅”也。在翻译上，可以说是较为得心应手地进行翻译活动了。但是也不免费尽心神，且“心绝气尽，面犹死人”才能使其作品流传下来。
（2）第二层“神境”，便不是“心中有招，手中亦有招”可以望其项背的了。“神境”是“心中无招，而手上有招”。《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教授张无忌太极拳法的时候所采用之教学法的理论基础便是也。学了招数之后将其内化，在表面上看来是没有招数的，但是实际应敌之时，便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身体因招式的内化自然做出反应。所以这样的交手自然是心神不费的，倒是颇有一番风雅之味。翻译中如能达到“神境”之境界者，也可一生笑傲
翻译界了。笔者曾听闻联合国有同声传译者，可达到一边头戴耳机听原文，一边口中说译文，手中还可以织毛活的境界（此定是位女子是也），不知是否属实。
（3）第三层的“化境”，便如《小李飞刀》中，江湖百晓生之兵器簿排名第一的天机老人和排名第二的金钱帮帮主在小亭中一战。两位高人既未动手过招，也不曾以内力相博。只是静静地“呆了半袋烟的功夫”，一切便“强弩灰飞烟灭”。不过，境界虽然极为美妙，但却苦了我们这群芸芸看客，根本无法考证双方交战的真实情形。而且，是否“一战”还尚且在商榷中。翻译中便应该是“此时无字胜有字”的境界了。
三
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观和哲学观
“化境”说是钱钟书先生翻译理论的核心，多年来一直为我国的翻译界所瞩目，经常与严复的“信、达、雅”和傅雷先生的”神似”说相提并论。事实上，钱钟书的“化境”说实有着坚实的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观和哲学观基础的。首先，从中国的翻译史来看，我国最早的翻译活动起源于佛经的翻译，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佛经翻译理论也就是我国翻译理论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我国的佛经理论和中古文学、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的许多理论观点、范畴都吸收了我国传统文学、美学理论的重要成分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文艺观、美学观。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翻译理论无不或多或少地刻有传统文艺美学的烙印，钱钟书的“化境”说自然也不例外；与此
同时，“化境”说与佛家的“重悟见性”是一脉相承，禅家的“顿悟”和佛家的“顿悟见性”中的“悟”其实就是“化”，而“境”自然指境界，它不是一种客观可见的物或者是环境，而是彻觉顿悟并且凝练于心的某种品质，要想获得这种品质必须通过直感与反复揣摩方能达到豁然开朗、洞察入微、物中有我、我中有物、互相融化。
四
“不可实现之理想”乎？
1964年，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化”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准则：在将作品进行翻译转化的过程中，既没有因两种语言的使用习惯有所不同而露出生搬硬套的痕迹，又能保持原作的原汁原味，这才能称得上是化境。中国翻译的标准在这之后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登峰造极之后，按照客观事物月满则亏、日中则移的发展规律，只能改弦易张，与传统的翻译理论出现断裂，另起炉灶。就连钱钟书先生本人也说过，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试图呈现彻底的和完全意义上的“化境”，都是遥不可及、无法实现的。还有人提出“化境”是一个连续体的集合，一方面连接着文学翻译实践，一方面却又抽象至纯理论领域，呈现出向理想境界的无限趋近和无限延伸。翻译的实现可以将其逐渐转化落实为现实，却永远不能将其穷尽将其完美。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也提出译者的“此地无词胜有词”无法在客观上予以确认，倘若翻译活动只是局限在译者的心理活动的范畴内，甚至连心理活动也不能定型，翻译也就不能称之为可靠的翻译。王宏印认为钱钟书先生只是将中国古典文艺学
中的“三境说”予以借用，以此说明翻译必须先有心到的功夫和境界，后才能言到、手到和笔到。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只是拘泥于中国古典文艺来源里的“化境”说和它“无字天书”的层面去理解和阐释，那么，钱钟书提出的这一高远境界是几乎不可能达到的，甚至欣赏和评析译文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若将其来源和内涵铭记于心，力争做到创作素质和原文、译文批评家素质的有机结合，那么，“化境”一说也可以是无限趋近的。其实，翻译者“归宿语言”的本领超过原作者“出发语言”的本领，在翻译史上每每发生：回顾一下钱钟书先生所译之《管锥篇》，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引用兼容了多门西方语言的基础上，先生地地道道的文言文译文自然流畅，仿若天成。如果没有原文及其出处，先生的妙笔生花和原作浑然一体，无法辨别。这种功夫可以说正是先生翻译理论“化境”说的最好典范。在国外翻译界中，此种例子也是比比皆是：裴德（walterpater）一生崇尚散文风格，认为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文笔太过粗糙而弃之敝履，只愿阅读波德莱尔的法文译本；弗朗士（a.france）由于其唯美主义的主张也先入为主地认为《冰雪因缘》只有其译本尚堪一读；歌德对《浮士德》的法文译本也倍感推崇，认为纳梵尔笔下生花，比自己的原著表达得更为地道和传神；惠特曼也承认拉爱里格拉德翻译的《草叶集》的德语译本里的诗有可能胜过他的英文原作。
写到这里，要趋近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做到译文“忠实的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这对译本和译者的要求又是如何呢？
译文要做到最高程度的忠实，须在艺术上达到与原文一致的境界。因此，原作若是一座高峰，译作则应与其双峰并峙，同称气象之大小；原作若是“宁馨儿”，译作则应是其“投胎转世”。这种不知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译文的产生，要求译者必须具备两种素质：创作素质和原文、译文双向批评家的素质，并且创作素质和批评家素质在译者身上要做到有机结合、“游心化境”。纵观古今翻译界，能达到此标准者屈指可数，但也不能说没有人达到。毕竟如同百晓生的兵器簿一样，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总会有集大成者，代代也总会有“天机老人”的。
参考文献：
[1]蔡新乐：《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清）金圣叹评点，文子生校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李昕、张敏：《“金圣叹“文成于难’辨”》，《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7期。
[4]苏珊·格巴，张京媛主编：《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张柏然、许钧：《译学论集》，译林出版社，1997年版。
[6]钱钟书：《林纾的翻译》，《钱钟书论学文选》（六卷本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7]崔永禄：《传统的断裂——围绕钱钟书先生“化境”理论的思考》，《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3期。
作者简介：丁珊珊，女，1982—，山东济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性别研究，工作单位：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
篇三：钱钟书的化境论
钱钟书“化境”论中的“化”与“讹”
摘要：钱钟书的“化境”论自提出便受到了中国翻译界的广泛关注。钱钟书先生以其丰富的翻译实践为基础，提出了一套触及翻译关键问题的理论体系，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及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具有实际意义的启示。“化”阐释了翻译的性质与要求；“讹”揭示了翻译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由于“讹”的存在，翻译随之发挥了“媒”与“诱”阐明了翻译的功能与作用，都对翻译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钱钟书先生在论述中强调了“归化”翻译策略的重要性，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特定文化元素对文化传播、文化交流的独特作用，未给予“异化”翻译足够的重视，值得我们继续探究并加以完善。
关键词：钱钟书；“化境”观；“化”与“讹”；“媒”与“诱”
前言
1964年，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化境”翻译理论，并将其视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化境”论自提出开始便受到了翻译界广泛的关注，引发了学者们热烈的讨论。众多学者开始了对“化境”说理论内涵的研究，纵观相关研究，陈大亮（2006）指出，部分学者认为“化境”只能作为考量翻译文本的标准或意译的翻译方法，降低了“化境”的理论价值；有学者对“化境”观进行断章取义的解释，将其等同于西方的解构主义翻译观，严重曲解了钱氏理论的内涵；还有学者无法看清“化境”论具有的丰富内涵，最终导致对其的全盘否定。虽有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对钱氏理论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究，重新审视了其理论价值，但关于钱氏“化境”论的阐释，却仍存在不透彻、不深入的问题。同时，对“化境”说的研究多集中于理论层面，关于其如何应用于实践层面，如何给翻译过程以有效指导的研究不够充分，其理论价值无法得以真正发挥。
钱氏“化境”论采众家之所长，形成了触及翻译本质、翻译过程、翻译作用、翻译距离等关键层面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对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钱氏理论并非绝对完美，其过分强调归化翻译，导致翻译的文化交流目的难以实现，是理论的问题所在。鉴于之前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及对钱氏“化境”论的重视，本文将从“化境”论本身出发，对其丰富的理论内涵进行深入、透彻的阐释，并以此为基础，探究该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层面，如何指导翻译过程。该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刻的了解“化境”论的理论内涵，并有利于填补此前研究中实践层面的空白，为今后的研究建立良好的基础。
一．“化”与“讹”
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钟书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从该论述中不难看出，钱氏将“化”视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认为达到“化境”的翻译才称得上“造诣高”的翻译，是原作的“投胎转世”。钱氏关于“化”的丰富内涵做了详细的阐释。首先，“化”同时包含改变形式和保留内容或思想和风格。钱氏在文中提到“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躯体”即指文本的形式，换躯体意味着译文本相较于原文本形式发生了改变，而“精魂”则指原作的意义和风格，精魂依然，则原作的“风味”得以保留。根据论述，“化”便可以简化为：保存原作的意义和风格以忠实原作；用流畅的目的语以便实现第一点（高佳艳，2017）。第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翻
译方法。钱钟书倡导“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方法论（聂友军，2018）。“随心所欲”即译者可根据译入语的语法规则，对原作中无法被目的读者接受的形式进行改变，最终实现翻译的“达”，使译本与译入语语法规则保持一致，实则是对译者地位的肯定与对其能动性的鼓励；但同时也要“不逾矩”，即认清翻译的本质及译者的地位，翻译是原作的内容、思想、风格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忠实重现，而译者只是代笔，不是夺过作者的笔来，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创作（聂友军，2018）。
显然，“化”字在钱氏翻译观中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而这些内涵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原则及理论基础。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同时扮演好三个角色—原文读者、译文作者、译文评论者（聂友军，2018）。首先，译者应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去阅读原文，力求对原文做出中立的理解，即不添加个人的感情色彩，真正做到从原文作者角度出发去完整的获取原文的内容、思想、风格。其次，译者应成为合格的译文作者，以原作为依托，充分的再现原作的“风味”，将原作的内容或思想和风格真实的、完整的展示出来。最后，译者还应成为译文的评论者。译者在展现原作的内容时，应考虑到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社会经历等因素，从而判断其接受性，并不断修正译文，最终实现“达”的目的。这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信”要求以原文为基准，“达”为目的，传达原作的“风味”，“雅”旨在以流畅、自然的语言完成翻译。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应考虑到原作中的特定文化因素，即富含历史文化内涵的因素，对其进行合理的保留，以保证翻译的文化交流目的得以实现，这在之后的章节中会继续探讨。
“化”在钱氏理论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但钱氏也认识到了翻译的局限性，在文中他提到“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翻译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本身的中文水平或外文水平等因素，都可能造成漏译或错译（王婉贞，2018）。钱氏将这种现象称为“讹”，并强调其在翻译中是无法避免的。钱氏从两方面阐释了翻译的局限性，即“讹”产生的原因。钱氏提到“翻译总是以原作的哪一国语言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这是第一种“讹”，无意识的“讹”。这是由于两种语言产生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两种语言在语言文字、内容形式和理解表达之间注定存在着无法消除的距离，同时，译者本身的语言水平、理解能力、写作功底也会影响其对原文的解读与对译文的处理，最终导致了“讹”的产生。这是由于客观因素造成的“讹”，属于“无意识”范畴内的。第二种“讹”是有意识的“讹”。钱氏在《林纾的翻译》中指出“他在翻译时，碰到他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耐，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从翻译的角度看，这当然也是‘讹’。即使改的很好，毕竟变换了本来面目，何况添改未必一一妥当”。这里的“讹”是由于译者控制不住创作的冲动而产生的试图改变或重写原文而造成的“讹”。译者在这种情况下，属“明知故犯”，针对原文不适当的地方，想“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有意识的“讹”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对原文的否定，就违背了“信”的基本要求。钱氏对于这种“讹”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他认为此法改变了原作，有时添改也并不都十分恰当。钱钟书主张译者“克己”，抑制在翻译中产生的不当冲动，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认真执行翻译的任务（陈大亮，2006）。
翻译中的“讹”，或是因客观原因，或是因主观原因，都会不可避免的产生，这也对我们的翻译实践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针对无意识的“讹”，及客观原因产生的“讹”，我们平时应注重把握社会、文化、历史等背景知识；同时提高语言水平，对源语及目的语都应有足够的积累和沉淀。只有充分找掌握了原作的背景知识，才能保证对原作的全面、客观、深入的理解，也是合格的翻译产生的基础，有利于最大程度的削弱客观因素对译本质量的消极影响。而针对有意识的“讹”，即在翻译过程中抑制不住的创作冲动，译者应谨慎处理。首先，译者应明确翻译的性质。翻译是以另一种语言重现原作的内容、思想和风格，而非推翻原作后的重新创造。其次，译者应正确认识自己的地位与角色。即使译者具备较高的写作水平，但译者也是代笔，而非原作的执笔者，身份的混淆意味着对译者身份、翻译性质与任务的全盘否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完全不允许对原作进行“再创造”，只是这种“再创造”应是以原作为基准，在形式上进行合理的改动，即“不逾矩”，以保证译本的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
二．“媒”与“诱”
钱氏认为“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在翻译过程中，“讹”虽不可避免，但是不能因此抹杀翻译之于文化传播的作用。钱氏十分重视翻译所具有的“媒”与“诱”的作用，换言之，翻译的引导功能，引导读者深入原作。钱氏指出“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钱氏认为，真正的好译本，应起到桥梁的作用，扮演
“居间者或联络员”的角色，在实现了其引导功能后，译本的任务便已实现。他读林纾的翻译，产生了如是的感受“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他对果敢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我自己就是对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从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钱氏理论中的“媒”或“诱”有两层含义：一是读者可能会因为译作而对原作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二是翻译对于文化交流的作用巨大（王婉贞，2018）。诚然，翻译都具备文化交流的功能，但质量好的译文和质量差的译文在功能实现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质量好的译文能充分调动读者的兴趣，引导其跟原作发生关系，进而熟悉源语的文化、历史、社会背景，起到了积极的文化交流作用。但质量差的译文则可能引起读者对译文及原文的不满，甚至降低对原文的评价，阻碍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的进程。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各国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同时也给文化交流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扮演者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质量好的译本又是翻译能实现其目的的保障。所以，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务必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丰富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产出高质量的译文，确保翻译对文化传播的功能得以充分实现，进而促进文化交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三．“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在其著作《译者的隐形》中提到的两个翻译术语，一经提出便引起了翻译界的巨大反响。归化以目的语读者为归宿，采取目的与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要求译者向目的与读者靠拢。钱氏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到“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从钱氏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其强调归化翻译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其“化境”论中的“化”有一部分含义是指“归化”，将外文用自然而流畅的本国文字表达出来。
归化的翻译策略有其独到的优势。以目的语读者为归宿，采用其熟悉且便于接受的表达方式传达原文内容，充分适应目的读者的语言习惯，译本更易于被接
受，翻译的功能也更容易实现，真正达到钱氏所谓“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辛磊（2010）曾在他的文章《谈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中运用大量实例论证了归化翻译法的合理性及积极作用，指出“译文自然会比较地道、顺口。读者读起来也容易理解和接受”。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过分强调归化有时会导致过度的“本土化”，即译文太过注重本国语言，使源语文本被迫承受目的语的影响，导致原文本中一些特定的文化因素难以得到传播，阻碍了翻译的文化交流功能。钱氏在论述“化境”论时只强调不能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并未提及重要的文化因素，这也是“化境”论存在的问题。
蕴含丰富含义的文化因素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如儒家文化之于中华文化，再如宗教文化之于西方国家。在规划翻译中，这些文化因素大部分都被目的语读者所熟知的因素所代替，抹杀了文化特征的重要意义，阻碍了翻译的文化交流的目的的实现。因此，在处理这类文化现象时，必要的异化翻译显得尤为关键。异化翻译以源语为归宿，主张保留异国风情，充分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有利于文化特征的传递以及文化差异性的体现，进而使翻译完成文化交流功能，辛磊（2010）在其文章中运用例证证明“使用恰当的异化翻译，不但可以很好的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还可以保留原文的风格特色，更好地进行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为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做出贡献”。适当的使用异化策略处理带有特定含义的文化因素，有助于实现钱氏所提“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
结语
钱钟书的“化境”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是中国翻译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钱钟书先生以其丰富的翻译实践为基础，总结出了一套涉及翻译本质、翻译过程、翻译作用等关键问题的翻译理论体系，对英汉翻译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化”的丰富内涵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原则及理论基础，即译者的“三位一体”；翻译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讹”的问题，而无意识的“讹”与有意识的“讹”分别对译者的翻译实践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翻译所具有的“媒”或“诱”的功能要求译者产出高质量的译文，实现翻译的引导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根据原文的特征适当选择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使两种理论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陈大亮.重新认识钱钟书的“化境”理论[J].上海翻译，2006[2]高佳艳.“化境”=解构？——比较钱钟书“化境”说与解构主义翻译观[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3]聂友军.钱钟书的翻译观念与方法[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8[4]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七缀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5]王婉贞.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翻译观[J].安徽文学，2018[6]辛磊.谈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
篇四：钱钟书的化境论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钱钟书翻译理论“化境”说探究
作者：黄冬玲
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05期
摘要：本文重点介绍了钱钟书的翻译理论“化境说”并以葛浩文《骆驼祥子》英译本为例浅析“化境说”在译本中的体现。“化境说”在译本中的体现分为：引“诱”论;避“讹”论和求“化”论。
关键词：钱钟书;化境说;《骆驼祥子》英译本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以“信达雅说”（严复），“神似说”（傅雷），“化境說”（钱钟书）为主流。在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中，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尤为引人注目，翻译界对它的理解和评价也特别耐人寻味。本文利用《骆驼祥子》葛浩文英译本作为文本分析，以此具体探究钱钟书翻译理论“化境说”。
一、钱钟书和“化境说”翻译思想
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作家和教授。主要作品有《写在人生边上》和《围城》等。钱钟书比较完整的翻译只有海涅的《精印本<堂，吉柯德>序言》希罗多德《史记》的一章和邦戴罗《短篇小说集》的一篇等。然而，关于翻译理论的著作，只有《林纾的翻译》，《管锥编》中有提及。这些为之不多的论述，形成了“化境说”的思想。
在钱钟书的著作中，钱先生提出了对翻译理论的理解。他认为，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引‘诱’、避‘讹’、求‘化’”的过程。“诱、讹、化”形成了“化境说”。首先，一个“诱”字形象地道出了翻译的性质、功能、作用和目的，即引诱读者去阅读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爱上外国文学作品。其次，要避“讹”。避免译文跟原作品失真和走样。最后是求“化”。钱钟书的“化”，指的是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对于“化”，钱钟书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才能说算得上入于“化境”。钱钟书又说：“译文对原作应该忠实以致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王秉钦，2004）因此可以看出钱钟书认为“化”应该包含以下涵义：“化”同时包含改变形式和保留内容或思想和风格;翻译应该“达”，应该和译入语语法规则保持一致;翻译应该在内容思想风格上忠于原作。在形式转变过程中，译者不得“从心所欲，不逾矩”;“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因此，“化”是翻译的最高境界。作为最高理想和境界的“化境”也超越了现实世界，进入原作者所描绘的精神世界，透过语言之表，体会象外之象，韵外之旨，而译者与原作融为一体，达到“游心化境”。
二、钱钟书“化境说”翻译思想在葛浩文《骆驼祥子》英译本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