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应时为《古典文学知识》责任编辑姜小青的邀请，写过一篇《我的学术经历》，其中有一段话，是说我攻读两个研究生学位的经历。后来我经常提起这段话，作为研究生“古典文献学”第一课的讲课提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它频频受到大家欢迎。我想其中大概有三个道理：第一，这些话是讲自己的经验，向听众提供的不仅有知识，而且有获得知识的方法，因而有一定价值。这价值就是老话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第二，这些话说的是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一些“老话”。而老话的意义就在于它“平常”、“经常”，涉及某种普遍性。《玉篇》卷二七《系部》说过这个道理。它说：“经”就是“常”，代表“经纬以成缯帛”，也代表“法”和“义”。第三，这些话讲的是我作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时候的经验，其实也就是讲1980年代初期的研究生教育，可以反映某种传统。大家是不是知道，当我们“与时俱进”到21世纪以后，我们也丢失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此，需要用“反思”的方式——回过头来学习传统的方式——进行总结。总之，这些话讲的是个人的经验，也许有独特性，也许又有片面性，可以供大家批评、参考。
现在，我就打算把这些话再讲一遍。方法是，先介绍这段话，然后从中概括出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逐一作点解释。下面就是这段话，请大家注意括标阿拉伯数字的那些文句：
1979年，我作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提前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被复旦大学录取（1）。从此以后，由王运熙老师引导走上了学术道路。那时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按导师要求，对《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诗经》、《楚辞》、《文选》、《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书作了反复阅读（2）（3）。我很崇拜王老师，对他的只言片语铭记不忘。于是在阅读上述作品的过程中，注意加强自己在文史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也懂得了客观而完整地掌握历史著作的重要性（4）。这时我也读了许多学术名著，例如清代学者的考据学著作、近代几位史学大师的论文集，以及王师所著的《六朝乐府民歌》、《乐府诗论丛》等，这使我注意到传统文学研究之外的一些学术领域，对王师习惯使用的“读书得间”的方法（5），或者说重视从历史条件和事物联系方面来研究古代文学艺术的方法，有所领会。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曲本色论的渊源及其在嘉靖时代的兴起》（6），即曾尝试在较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联系作家生平及其文学创作实践，来对文学思想之变迁加以考察。
1985年12月，学位论文答辩会后同导师任半塘先生合影
1982年，在完成硕士阶段的学习之后，我又师从任中敏先生，成为扬州师范学院隋唐燕乐歌辞方向的博士生（7）。这三年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一方面因为任师的要求严格，另一方面也因为更换了一个专业，必须付出加倍努力：三年的读书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想象。那时总是凌晨五时起床，往任师处报到，然后紧张工作到深夜；一年里只有春节那一天可以休息。当然，天道是酬勤的。由于任师以他在“唐艺发微”方面的巨大建树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资料基础，又以他勇于开拓、勇于批判的宏伟气概鼓舞了我的学术自信，我获得了一次超常发
挥的机会。从技能培养的角度看，任
师注重博大的学术作风迥异于王师注重精审的作风，这也恰好在我身上形成了一种互补（8）。我按照任师的指导及其工作习惯，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之前编辑了一部资料考订性质的作品《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借此对隋唐五代音乐文学资料作了一次全面清理（9）；同时也按照王师的习惯和方法，注重运用目录学的成果，注重专书研究，比较细致地探讨了清商曲与相和歌的关系、琴曲发展与《胡笳十八拍》之年代的关系、《乐府诗集》的史料来源等问题。总之，幸赖两位好老师的指导，当六年研究生生活结束之时，我毕生的学术事业便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一、 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
这是第一条经验。
我在家乡读大学（江西师范学院南昌分院）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一种特殊的冲动——迅速把握知识世界的冲动。好像只有对世界进行比较简便的解释，并且在这种解释中获得某种自信，内心才会平衡。所以，在1977年、1978年，也就是大学一年级，我把朱光潜、宗白华先生翻译的书、编写的书，比如《西方美学史》、《美学》、《判断力批判》，基本上都读过一遍了；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的愿望是学美学。
但命运有时候是很照顾人的。报考的那年，恰好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招美学研究生，相近的专业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另外一所大学的“中国古代文论”。我糊里糊涂就选了复旦大学。现在看来，这个糊涂之选，是我一生中最走运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中国古代文论”看起来相似，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同——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但在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它们在方法上有很大区别。——大家是不是这样认为：专业的区别往往表现为研究方法的区别？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专业，是从中国文学史等本土学术中产生的专业，倾向于从中国文学的实际运动出发来观察理论现象，加以研究；而古代文论专业却不大相同。它是在外来因素的推动下产生的，倾向于依靠某种认识框架，直接对古代文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
关于以上这一区别的来源，说起来话很长。简单说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是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分支；而古代文论却不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文艺学的影响下，北京办起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讲习班。中国古代文论这个专业，就是由这个班的学员们在后来创建的。其基本路线是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批评的资料。如果从方法角度来看这两个专业，那么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是重视归纳的专业，讲究从事实出发来取得理论认识；古代文论是重视演绎的专业，讲究用某种理论框架——比如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模式——来解释事实。20世纪50年代有两个比较著名的学术命题，一叫“论从史出”，二叫“以论带史”。两个专业的区别也正好对应于这两个命题的区别。在那个时候，尽管也有人讲“实事求是”，搞“论从史出”，但“以论带史”却是一个更加时髦的潮流。
有一句老话说：“郎怕选错行。”我很庆幸，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有进入“以论带史”的专业，而走上了一条比较务实的学术道路。为此，我愿意把我的宝贵经验推荐给大家，这经验就是“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我的意思是：现在学术界学科林立，但“学科”不等于“科学”。若要对这两者加以判别，那么你就要看，这个学科的理论是不是能够解释经验事实。换一句话说，要看它的方法论：是从事实出发，还是从原则出发。马克思本人就表述过这个意思：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语中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现在的学术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永远都有从原则出发的人；永远都有人喜欢制造缺少真实性的东西，就像制造海市蜃楼。为什么呢？因为海市蜃楼不光美丽，而且制造起来非常容易。因此，制造海市蜃楼的工作很容易诱惑青年人。怎样破除这种诱惑呢？我想，大家不妨观察一下、注意一下两个浅近的事实。第一是注意自己的经验。我们认识事物，是不是从事实开始的？让我们放心的那些认识，是不是和经验相契合的认识？做学问同样如此。那种轻易产生的认识，决不会是真理。第二是注意学术史。20世纪学术史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用科学的认识、经分析得来的认识、同经验事实相联系的认识，代替了笼统的认识——例如古典哲学的认识。学术史的这一成绩巩固下来了；事实上，在学术史上，也只有同经验事实相联系的认识才能巩固下来。到20世纪80年代，在文学研究界出现过一种新方法的思潮，也就是主张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思潮。这一思潮不像50年代的“以论带史”的思潮那样幸运，没有得到政治的支持，于是在实践中遇到很大阻力。从积极方面看，它被各种传统的方法消化了；从消极方面看，它变形了、消失了。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只有从事实出发，我们的认识才能接近真理，而这种认识也才有生命力。在学术研究中，当我们遇到困惑而无法抉择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去寻找新的事实。尽管归纳与演绎都是思维的方法，都是学术工作的方法，但它们有主次之分。从事实出发的归纳法，通过归纳而获得认识，是进行演绎的基础。
二、 读原著
这是第二条经验。
在研究生阶段，按照王运熙老师的要求，我对《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诗经》、《楚辞》、《文选》、《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书作了反复阅读。这样做，最大的收获是熟悉了原著，也懂得了读原著的必要性。与此相联系，我还懂得了学习的方法和道理。我们的必修课有四门：一是中国文学史，二是中国思想史，三是中国历史学，四是文献学。这些课程都是围绕原著展开的。比如，中国文学史课从仔细阅读《诗经》、《楚辞》开始；中国思想史课从仔细阅读《论》、《孟》、《老》、《庄》开始；中国历史学课从仔细阅读《史记》、《汉书》开始；文献学课从仔细阅读《四库全书总目》开始。这样做，就把现代的教育同传统的国学教育贯通起来了，也避免了在知识传授上支离破碎的毛病。我们学校管理研究生教学的老师，是否也能按这一方式作安排呢？
在以上四门课中，最基础的应当是文献学，因为它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材料学。所以王老师多次强调了《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性。我在工作中对这一点体会越来越深，因为《四库全书总目》的意义就是可以指导读原著。研究生年轻，脑筋好，只要用心就能学好，这时候更应该读好原著。因为研究生阶段的阅读有决定意义，它达到了什么水平，我们这一辈子的知识素养也就达到什么水平。研究生阶段一旦结束，那种纯粹的读书生活就很难得到保证。所以在这个阶段大家一定要努力读书，好好读几部原著。这是治理文史之学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围绕读原著来进行课程考试，那么考试的方式会很不相同，即主要考察对古代经典的熟悉程度。比如我后来给研究生上《史记》课，考试中就有这样一项：找一段原文，翻译成现代白话，看你能不能理解；或者反过来，提供一段白话文，让你复原为《史记》原文。很多同学上过这门课，成绩不错，基本上都达到80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大家从四个角度读懂了《史记》。首先是语言学的角度，把《史记》当作古汉语的典范作品来读，读懂了，熟悉了最经典的古文；其次是历史学的角度，把《史记》当作第一部中国通史来读，读懂了，了解了汉以前的中国史；再次是史学史的角度，把《史记》当作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来读，通过比较而认识了其他史学体裁，比如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最后是文学史的角度，把《史记》当作文学叙事法的经典和文学典故的渊薮来读，读熟了，具备了很好的文学基础。大家看看，读原著是不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
三、 寻找材料、阅读材料、分析材料——关于学术能力的三句话
现在讲第三条经验。
提一个问题：在各位看来，所谓“学术能力”指的是什么？是逻辑能力还是记诵能力？事实上，很多老师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有人认为是记诵能力，所以要求学生背诵原典——有的背诵《史记》，有的背诵《说文解字》，有的背诵《资治通鉴》，有的背诵十三经。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符合远古时代训练巫师的传统，古代人一直是这样学习的。另外有人认为是分析能力，所以强调思维训练，要求通读西方哲学史。现代学者喜欢这样做。从西方学术的角度看，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西方学术面对的古文献不多，思考更加重要。不过在我看来，进行文史研究，最基本的学术能力却应该是三句话的综合，即王运熙老师说的：找得到材料，读得懂材料，能够分析材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文史研究者来说，学术工作就是一个找材料、读材料、分析材料的过程。
以上这三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要找材料，就要熟悉中国古代的文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要熟悉图书馆，了解资料的有无，以及资料的分布。要读懂材料，就要有尊重古书的态度，同时有读古书的丰富经验，掌握基本的语言学知识，起码认识繁体字。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分析材料。
正如上面说到的那样，现在人喜欢片面地讲分析材料——只讲分析材料而不讲其他。这样做，就好像在造空中楼阁。这种习惯，在我看来就像造海市蜃楼的习惯一样，出发点是某种浮躁，缺点是不踏实。其实，只有建立在找得到材料、能够阅读材料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才是可靠的。正因为这样，王运熙老师才用刚才讲到的方式来安排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学和中国文献学这四门课程。这四门课程可以归纳为两个类型：中国文献学主要解决找材料的问题；其他课程解决读懂材料的问题，以及分别从文学、史学、哲学角度分析材料的问题。
我们当时的课程结构就是这样的。按现在的研究生管理制度，这样做可能很难了。有关方面今天来一个教材，明天来一个检查，大家学会了应付，却难有时间练习基本功了。
不过，妨碍我们亲近原始资料的因素，却不能只归结为制度，而首先应当归结为思想方法。比如有人认为，我们要培养天才式的青年，也就是培养鲁迅、郭沫若那样的人，所以要重视思想，而不是资料。我看这个观念就有问题。首先，教育必须面向普通人，而不能面向天才。因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天才是不可能用人工方法制造出来的。其次，即使聪明人，也需要笨功夫，需要基础教育。鲁迅、郭沫若那样的人，同样作了很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比如鲁迅在青年时代抄了大量古碑，整理了《古小说钩沉》等大量古籍。再次，只有联系于经验事实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理论，天才的卓越之处正在于他们熟悉资料和事实，使他们成功的路线同样是从资料和事实出发；倘若他们不这样做，他们也会犯错误。所以有句老话说：“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的思想力量。”总之，若是不讲找材料、读材料，而只讲思想和分析，那么，培养出来的人其实是一些只会玩弄巫术的人。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编者按：本文系2011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方法、资料与规范——全国百篇优博导师·博士论坛”演讲稿之一，根据现场录音整理。余欣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2007—2009年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学者。曾为香港中文大学、法国中国文明研究所、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并应邀赴美国宗教学会、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发表学术演讲。主要研究领域为敦煌学、隋唐史、中外关系史。著有《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等专著及论文多篇。特此感谢余欣教授及会议主办方刘屹教授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