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到红色政权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再到改革开放，邓小平的党建理论逐步形成、完善和成熟，形成了党建思想体系。坚持与改善党的领导，是邓小平关于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显著特点。为此，必须从改善与提高党员队伍的素质和党的队伍总体战斗力方向努力，来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方式与内容。还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制度与之配套，恢复了纪律检查机关；健全了合理的干部选拔和任用制度、明确了党的领导干部的职权范围和行为准则，建立了干部的离退休制度。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建设思想的核心是建设廉洁政治，这一理论为当下中央提出的“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起到了指导思想的作用。
[关键词]邓小平；党建思想；廉洁政治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7）05-0013-08
邓小平以深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丰富的党建工作阅历和经验，在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建设的优良传统基础上，提出了我们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理论框架，为当下党建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当今党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和给予了宝贵的思想指导。
一、邓小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邓小平的党建思想，是在他参与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完善和成熟起来的思想理论体系。党建思想的理论成果与他的成长和工作经历是密不可分的。邓小平1922年赴法勤工俭学，当年加入共青团组织，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信仰和追求。1924年，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在紧张的工作和学习的同时，他积极参加宣传党的政治理想和观点，参加了《赤光》的编辑工作。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邓小平从苏联回国，投入了新的战斗。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军队内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负责党的政治工作，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例如，在党的八大上，他提出党的建设要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重要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有了新发展，并曾概括地讲：“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所提出的观点，给予进一步的阐释和深化，他说：“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樣一种政治局面。”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针对国内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整党整风，这是很必要的”，“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现在问题相当多，……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当时，邓小平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洞察到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严重性，它的直接后果便是造成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党和国家处于非常危险的局面。由此可见，只有把党性放在第一位，整顿好党的作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1978年12月-1992年10月），是邓小平的党建理论形成和成熟的时期。这得力于他掌握的马列主义的精髓理念，使他的思想十分活跃，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突破陈腐的旧观念和旧条框的束缚，从当时世界发展和中国具体情况出发，在现实困难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他提出，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力量，党内要造成一种气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党内要有这种风气：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要搞好党风，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要求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要大胆提拔年轻人，任人为贤，为党培养后备力量做准备。这些论点都为邓小平的党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积累和准备。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邓小平洞察到党的建设上存在的各种问题。首先，当时党内还没有真正清除林彪、“四人帮”给党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没有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思想的流毒。在党员队伍里，那些追随林彪、“四人帮”，靠造反起家和存在严重帮派思想的人还存在着。其次，因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而伴随着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一度泛滥；在党内一些人把个人利益摆在首位，有的党员干部贪图享乐，生活上搞特殊化，挥霍浪费贪污受贿等不良现象严重影响着我们党的威信和领导力。再者，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成员面临年龄老化问题，导致工作缺乏生气、效率低下的现象。客观上，我们党亟待在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上拨乱反正、除旧布新。为此，邓小平于1979年7月29日和1980年2月29日两次会议上的谈话，深入地论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为党建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邓小平提出，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就是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于是，他积极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明确地解决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因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突出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至此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得到了解决，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指出，党的政治路线集中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此后，国民经济呈现出持续快速地发展的势头，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提高和改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满足。可以说，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符合全国亿万群众的愿望，也逐步地恢复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威望。然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确定之后，需要有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给予贯彻和落实。也就是说，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实行，必须具备正确思想路线的人来具体贯彻执行。这就是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涉及的党的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邓小平把选拔接班人、组建各级能团结群众、带领群众搞四化的党的领导班子，看成是“巩固党的组织和发展党的事业”的当务之急。固然，党的组织路线的内容，还包括建立和健全正确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等。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致词中，明确提出了选拔和任用干部的标准：“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这些人必须是“拥护党的路线的”、“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强调任人唯贤，即“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贤就是德，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身体能顶得住”。邓小平通过做好选接班人的工作，以此纯洁党的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使党的事业能世代薪火相传。
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辩证分析，指出了三者间的内在联系。“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也就是说党的思想路线是党各项工作的理论基础和灵魂，是党全面工作的总开关。经过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我们党得以重现生机，重新凝聚起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强国、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勇气。所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这便需要党的各级领导选拔、培养优秀的接班人，巩固党的组织，发展党的事业，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提供组织保证。简而言之，党的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对党的宗旨、任务、奋斗目标的集中反映和体现，党的组织路线则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推进党的事业顺利前进的保障。
二、邓小平党建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
（一）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与改善党的领导，是邓小平关于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显著特点。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加强政党自身的建设，既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必然归宿，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发挥领导作用的客观要求。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过程中唯一正确的选择。党的领导地位的任何削弱和动摇，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的状态，更谈不上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尽管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出现过失误，“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邓小平以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广阔视野，谆谆告诫全党：“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邓小平在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项事业不断发展之时，他说：“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
（二）改善和提高党员队伍素质
为了坚持并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从改善与提高党员队伍的素质人手，从改善与提高党的队伍总体战斗力方向努力，来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方式与内容。邓小平精辟地论述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和要求，即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坚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去武装全党；在思想战线上，既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的倾向；在组织路线上，关键在用人，要建设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把那些能解放思想，有开拓精神，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选进领导班子；党内的政治生活，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原则，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样才能凝聚起全党力量，形成统一的意志，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而奋斗。
（三）加强配套制度建设
首先，恢复了纪律检查机关。邓小平指出，党的建设仅有好的领导还不够，必须要有相应的一系列的制度与之配套。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恢复了纪律检查机关。实行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尤为重视民主监督制度的建设问题。与此同时，还鼓励群众监督、民主党派人士监督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就是“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
其次，健全了合理的干部选拔和任用制度。党的干部队伍素质直接关系到党的风气和党的战斗力，关系到党的政治任务的达成。我们的干部选拔和任用的标准，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健全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和干部的管理制度，“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后来，邓小平把它概括为“四化”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让那些德才兼备的人进领导班子，为促进党的发展及时补充新鲜血液。
再次，建立了干部的离退休制度。党内一些老同志由于年龄原因，体力和精力所限，无法再适应工作要求，建立离退休制度，将岗位让给年富力强的年轻同志，是关乎党的事业千秋万代的大事，是党的整体利益所在。“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的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邓小平强调，领导职务终身制，“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邓小平多次号召我们党内的老同志在离、退休制度建立上“要带个头”。1989年11月，邓小平以身作则，带头离休，为全党作出了榜样。
（四）明确党员干部的职权范围和行为准则
邓小平明确了党的领导干部的职权范围、生活待遇，并为党组织监督党的领导干部行为提供了评判是非的客观标准，明确了什么是必须干的，什么是不能干的，使被监督者和监督者都能做到行动有据，从而实现党要管党、党能管党的局面，即实现党内的监督。邓小平强调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坚决惩治腐败。他曾要求抓十个、二十个大案震慑腐败蔓延的趋势。党内要做到风清气正，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以身作则，成为全党和整个社会的表率。他说：“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惩治腐败的同时，要在全党普遍进行“艰苦朴素教育”，今后“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鉴于产生腐败现象有多种社会的根源，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加之，个别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缺失，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惡性膨胀，这就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反复性和长期性。
故而，邓小平提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新要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只有“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对于转变党内不良风气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邓小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基于对党情和国情的判断失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逐渐出现偏差，在长达20年的“左”倾错误泛滥时期，党内的教条主义、个人迷信、思想僵化，造成了新的思想禁区和精神枷锁。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远见卓识地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意识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为党的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幕。
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在如何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出现了思想混乱，一些人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邓小平力排众议，以马克思主义深邃的历史视角，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给予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邓小平的讲话，澄清了一时的混乱认识，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党中的历史地位。同时，邓小平从科学的、历史的角度，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对待“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失败，是因为它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因此，毛泽东思想“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在当时自由化倾向、资本主义思想意识泛滥的情况下，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评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既摆脱了毛泽东晚年错误造成的影响，避免了社会的动荡，又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上，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邓小平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执政的共产党怎样带领人民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关乎执政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也关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党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邓小平指出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长期性，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让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步地得到改善，过上好日子，“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致富”，这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落脚点，也是这位伟人的人民情怀。邓小平在多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反对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这些都与落实“总目标”和“基本方针”息息相关，都是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针对党内的腐败现象，邓小平不无担忧地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在分析其产生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以及产生的规律后，他认为制度是决定因素，要从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开始，通过权力的合理配置，达到对权力使用的制约，防止滥权，防止出现权钱交易等以权力作为资本的为己谋利行为。
说到底，邓小平的党建思想的核心是建设廉洁政治。他认为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自觉和党的宣传教化是不够的，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这包括领导制度、组织制度，以及党纪的健全和完善。国有国法，党有党规。“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做出明确规定，这是端正党风、反腐倡廉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效性的举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用制度、纪律来规范领导干部的权力运行，坚持不懈地消除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一人说了算、搞特权等现象。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对待官员腐败、政府无能的这种坏现象，要做到零容忍，“以壮士断臂的决心和勇气”，严惩那些敢于以身试法的腐败分子，毫不手软。绝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为所欲为而逍遥法外。无论其资格有多老，级别有多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一律都得打。把贪官拉下马，绳之以法，既纯洁了党的队伍，也顺应了民意，让包括党员在内的人民群众气更顺、劲更足。因为，只有形成良好的党内风气，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反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当前，一方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在规范党员行为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这充分说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说明了我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剔除自身毒瘤。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六中全会强调，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还要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让党员干部真正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形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有效机制。
由此可见，搞好党的建设，只有在加强各方面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提高党的战斗力，使党建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从而保证党的政治任务顺利完成。邓小平的建党思想，是新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他以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勇气，冲破重重禁区和“既定”的思想束缚，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战略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一整套的、系统的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这一思想是我党当前乃至今后，坚持“依法治国”理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有力思想武器。尤其是邓小平关于廉洁政治建设的论述对当下中央提出的“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起到了指导思想的作用。
（责任编辑 王丽娟 付国英）